美团骑手审核机制形同虚设,惊现20年前命案真凶

文|AI财经社 冒诗阳

编辑|孙明

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、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,正成为隐患。

1月6日晚,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,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。

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。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,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。2020年12月28日,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(男,54岁,吉林省人),经过警方讯问,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。而此时,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,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。

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。2019年12月22日,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,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。除了命案外,仅2020年,就有美团外卖骑手“直播骚扰女顾客”,“未点餐被强送外卖”等消息见诸报道。

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,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。在骑手招募中,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,不如说是在拉人、揽工。

美团外卖骑手应聘,被拒比入职难

根据美团官方披露,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.7万人,比2018年增长了23.3%。在所有骑手中,男性骑手占比为93.3%;20-40岁骑手占比83.7%。

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,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,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,但故事的另一面,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,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,让“骑手”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,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。

“全职兼职都可以做。”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,“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、身体健康、年龄18到57岁,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。”

AI财经社了解到,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“众包”两种,所谓众包即是兼职。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。收入上,以北京为例,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,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.5元每单结算,工资月结,优势是相对稳定;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,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,好处是收入高,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,日结工资。管理上,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,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、随时结束。

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,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、监管都十分简陋。

“有身份证、健康证,再准备一张银行卡,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。”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,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,但内容只是“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”,此外“你同意工作,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,就能上岗。”

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。“没有任何考察,不用面试。”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,下载一个名为“美团众包”的APP,在后台上传身份证、健康证,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,“一直缺人,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,我还能得到奖金。”

AI财经社了解到,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,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,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,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。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,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。

然而,由于骑手短缺,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“卖方市场”,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,比起筛人,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,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“揽人”。

“没做过也没事,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。”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,“干好了(工资)一万左右没问题。”

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,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“走后门”。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,被系统“拉黑”的众包骑手、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,都可以来找他,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,“只要你肯吃苦,我带你赚钱。”

业务能力施压

对从业人员身份、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,然而,外卖职业的特征,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,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,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,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,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,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。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,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,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。

2020年3月,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。视频中,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,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,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,随后改口蒙混过关,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,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。

2020年5月,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,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。据警方调查通报,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、住址等隐私信息,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,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。

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,这背后,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,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。

以北京地区为例,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,北京有26个站点,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,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,“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”,骑手数量众多,且人员流动性大,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,“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,调配我们跑业务,别的都不管。”

实际上,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,“唯业绩论”的高压考核方式,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,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,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。

“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、投诉和差评。”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,出现这些问题,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,“每天要跑五六十单,多的时候七八十单。”

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,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,为保证时间,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。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,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,投诉罚款50元,投诉情况严重的,则可能罚款500元。

严苛的制度下,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、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,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,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。

“劳务外包+众包兼职”支撑起400万骑手

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,是平台、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。

“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,没有其他保障了。”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,但对于保险“保”了什么,他并不清楚,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,实际也形同虚设,“不了解”也“不会打”。

“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。”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,即便是全职骑手,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,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,都不缴纳五险一金。

“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。”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,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,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,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,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。

这种劳务外包+众包兼职的模式,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,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。

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,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,同比增长30.1%,单均盈利0.23元;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.4元,与去年同期持平。

单均盈利仅有0.23元的情况下,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,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。与之相反,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,根据财报,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,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.44亿元增长至206.93亿元,快速的增长下,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.45%,成为美团的“基本盘”。

相比之下,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.30%和23.25%。

在外卖这项生意中,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,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,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。然而,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、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“基本盘”,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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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兴的一道题,美团的两道坎

垄断争议风波不断

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,正是2003年冬天。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,都以失败告终。

但他毫不气馁,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。历经千团混战、外卖大战,带领美团一路狂奔,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,跻身互联网TOP3。

然而,2020年年末,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。

近日,因取消支付宝渠道,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。起诉原因,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,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“二选一”。

所谓二选一,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,只能在该平台卖货。这种商业行为,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,即通过控制商家,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。

如今,监管重拳出击,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“二选一”、 “大数据杀熟”以及“搭售”等互联网垄断问题。

“二选一”由来已久

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“二选一”始于2010年,360和腾讯的“3Q”大战。

当时360发布了一款“隐私保护器”,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。作为互联网的龙头,腾讯当然不能容忍,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:要么装载360软件,但QQ会停止运行;要么卸载360软件,QQ才能登录。

此后,“二选一”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。

美团参与支付领域“二选一”之争,开始于2018年,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,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。

2018年3月,腾讯系沃尔玛、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。随后,作为反击,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。

数据显示,2018年,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.78%,微信支付仅占38.87%。为了支持腾讯,2018年之后,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。

那么,美团缘何站队腾讯?

阿里的根基是交易,需要做流量聚合;腾讯的根基是社交,需要的是流量分发。因此,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,阿里偏好绝对控股,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,占股但不控股,马化腾更是称“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”。

当时的王兴,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,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。因为,王兴的“野心”,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。

事实上,美团和阿里很像,本质也是交易平台,需要流量聚合。同是做交易,王兴很清楚,“同向为竞,相向为争”。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,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。

2018年10月12日,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,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。从业务范围来看,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,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,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。

事实上,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“二选一”。

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,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,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%-26%。2020年4月10日,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《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》,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。除此之外,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,呼吁降低佣金。

饱受诟病的,还有利用大数据“杀熟”。2020年12月,有媒体文章称,“同一个时间,同一个外卖,同一个配送位置,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,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”。

一时间,美团成为众矢之的:吃相难看!

除了外卖,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。有网友反映,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,都是非会员,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,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。

网友发现,同一时间,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,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。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,少则贵几元,多则贵出几百元。

相比国外反垄断,为了支持新经济,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,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。

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,市场集中度提高,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,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。

此外,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,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。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,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。

王兴面前的新课题

2020年11月10日,市场监管总局就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(征求意见稿)》公开征求意见。如刷单刷评行为,二选一、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、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,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。

同时,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,对阿里收购银泰、阅文收购新丽、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,顶格罚款50万元,成为《反垄断法》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。

监管动真格后,“二选一”、“大数据杀熟”等排它、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,终将成为历史。

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,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,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,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。

首先,美团无边界扩张,树敌无数,未来会更难。

成立以来,美团在团购、外卖、酒旅、出行、娱乐等领域,四面出击,树敌无数。目前,阿里、百度、滴滴、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。

出行领域,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,你为什么要这样做?王兴回答,我就想试试。

未来,在 “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,生活得更好”的新使命下,王兴想试试的领域,将会更多。

其次,美团需要科技创新。

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,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。打铁还需自身硬,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,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。

起家于模仿的美团,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,创新能力有待观察。“美团优选”被列为继团购、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。然而,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、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。

美团的未来怎么走?或许对王兴而言,中场结束,下半场才刚刚开始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文丨林雨秀

来源丨正经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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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标题:美团骑手招揽漏洞:审核机制形同虚设,惊现20年前命案真凶)

(责任编辑:曹逸群_NB1919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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